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事精雕细刻的状写描摹，只是抓住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漠南弘吉剌草原上的风云变幻，编织文本。眼前是草原上平静幽雅、实则诡谲多变的生存场景，背后却是列强们在中国地盘上的相互倾轧与血腥争夺，以及大清帝国的积贫积弱和软弱无能。内忧外患，致使漠南弘吉剌草原日渐萧条，当政者试图通过变革，挽救部族，保卫家园。谁知，却恰恰为列强所用。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与淬炼，最终，革命成为弘吉剌草原的唯一选择。一片草原，连接着一方国际风云；一座王府，成为东北亚国内外各方势力关注的中心；最后为大势所裹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天热知微见著，高屋建瓴，将一段时间很短，却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不动声色地呈现在了受众面前。

就题材的发现而言，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而小说正是对极端“个案”的关照。由此，作品从选材开始，即具备了一半的成功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天热在表达这一意图时，采取的书写形式十分隐晦。

活动在作品的人物来自三国四方，即日本、沙俄、中国及蒙古地区，分属两个群体，一方以日本人为主，一方以中国人为主。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现时的政治军事目标亦大不相同：日本人想争取清政府中立，与俄国人在辽东半岛展开战事，夺回被对方抢走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沙俄在竭力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同时，极力促成漠北蒙古独立，好为自己寻得一个在国际前沿阵地上开山辟路的卒子；漠北蒙古上层则积极配合，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永远彻底地离开中国版图。而清政府却麻木不仁，一再与日本方面暗通款曲，意欲借助日本人的势力，遏制俄国。动荡不安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弘吉剌草原不得不在十分困顿的条件下，教化牧人，倡导实业，兴办实体；在振兴教育的幌子下，组建、训练自己的武装。

然而造化弄人。弘吉剌草原的这些举措，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因而从一开始就被日方所觊觎，最终成为日俄战争中日方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纺织厂生产的布疋，被做成日本军队的服装，运到了前线；由日本方面帮助“招募”的纺织工人，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被直接投入战场；闻名遐迩的草原蒙古铁蹄马成为日本骑兵的坐骑；弘吉剌王府变成日本情报人员的培训基地和联络站，大量日本间谍、军（特）工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经由这里，进入辽东半岛。弘吉剌草原所做的一切，经过日本方面的翻覆其手，最终变成了他们的后勤、兵员补充和情报等军事保障，在对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更大的悲剧在于，弘吉剌王府虽然对日本方面一直存有戒心，但在具体环节上却疏于防范，以至于事变突起时，上下左右，都不得不仓皇应对。直到这时，才对日本人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有了透彻的了解，但为时已晚。阴险凶恶的日本“友人”已经撕掉面具，调转了枪口。善良的弘吉剌人只得以牙还牙，喋血抗争。在强敌的逼迫下，最终汇入对外抗击列强，对内推翻清政府的洪流中。

但所有这些，作者并没有予以明确展示，而是从开篇之初即制造悬念，其直接承担者是一个又一个作为情节节点的小故事。之后，随着画面的逐步开阔，小悬念构成大悬念，小故事连成大故事，将整个文本从头到尾都封闭在一个扑朔迷离的“空间”里，不断地调动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只待全篇结束，方才豁然开朗。其间，如果不是作者生怕受众发现不了或者跟丢自己的意图，时不时地跑、冒、滴、漏一两个气泡，或者通过其它方式进行一些提示，这一创设很可能会成为当代文学作品悬念设置的范本，非得出色的构建能力才能完成。

在天热的笔下，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两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性格鲜明，特征明显，比如，川岛的阴险、狡诈，深不可测；满都拉的稳健、练达，坚定执着；藤村的奸猾、乖张，引而不发；苏和的睿智、刚毅，富有远见；美惠子的贤淑、善良，含而不露等等，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行动得到展示，又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又一个矛盾冲突，走向命运的终点。行动即性格。由不同行动所决定的不同性格是人物的灵魂，也是一部作品，尤其是大部头作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天热深解其义，故而展示得非常自觉。但精彩之处不在于此，而是与此相关的种族与文化特征。即是说，作家在揭示单个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为两个人物群体不同的性格特征打上了鲜明的种族与各自民族的文化印记，使其分别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性的集合概念，比如大和民族狭隘的岛国意识，意欲侵吞世界的野心，以及由此决定的奸诈与凶狠，铁血与疯狂；草原人民热爱家园，期盼民族振兴，对草原与生命的图腾崇拜，宽解包容而又嫉恶如仇等等。以往，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曾看到过这种现象，但就其刻画的鲜明性、准确性与一致性而言，《蒙古铁蹄马》略胜一筹。认真研究这一表现形式，应当是文学美学范畴一个非常有趣而又有意义的话题。

天热的小说创作向来注重从生活中发现和选取素材，“生活化”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使得他的创作始终为现实主义所拥抱。在这一点上，比之他的中短篇小说，《蒙古铁蹄马》要表现得更充分一些，作品对某些场景的生活化展示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比如，对乌骓马青虎从李全身边逃离出来，半路上用蹄子脱掉笼头时，从失败到成功的书写（见《蒙古铁蹄马》第16页），不到三百字的篇幅，却将整个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当中，知与行的统一，动与静的契合，情与景的交融，在一系列具有确定意义的动词密切配合与共同努力下，惟妙惟肖，恰到好处，但它却发生在一匹骏马的身上，读来让人由不得拍案叫绝。对查木苏在草地上杀羊，还有坂田和查木苏他们借助发情的母马，将公马蒙住眼睛，用感觉特殊的皮袋子诱导其射精，最后完成接精的描写更是精彩之笔（见《蒙古铁蹄马》第126页和第140页）。两处展示，核心部分不过三几行、一二百字，但由于生活的滋养，加之用笔细腻，遣词准确，一气贯通，故而无不体贴传神。在《蒙古铁蹄马》中，这样的篇章并不是“稀有之物”。作家对生活的忠实与细致入微的观察，得到的是生活在自认为恰当的时段，给出的对作家丰厚的回报。生活也丰富了作家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艺术表现能力。与之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蒙古铁蹄马》的语言要丰富得多，厚重得多，具有很强的质感与吸附力。它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家忠实于生活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成败得失。

在《蒙古铁蹄马》中，天热由马切入，统摄全篇，凭借出色的驾驭能力，稳步向前。马，既在情节推进中承担着线索的作用，又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域文化符号；马，背负着一个故事及其深刻内涵不断前行，故事在马的跃动中持续延伸。这是作家精心谋划的一个独特的文本结构方式，也是《蒙古铁蹄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设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作为全篇唯一的一条线索，并且担当着篇名的重任，蒙古铁蹄马应当被塑造成一个“灵物”，一个特殊的“文学形象”，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群体形象。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做。从整体上看，分配给马的很少的文字，全都分散、游离在其它文字当中，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或者集体形象概念，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笔。致使文本的许多情节与线索分离，作品也因此失去了一个足以列入文学殿堂，令人回味无穷的群体艺术形象。回头再看篇名时，难免让人多少有一点失望的感觉。

2019·7月于北京

里快

文章分类：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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